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/亨廷顿

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/亨廷顿

作者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部分是对认同的讨论。第一章中一句在行文中显得有些突兀的话充分地引起了我的注意：“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，才能了解我们是谁。”我这样来理解这句话：当群体之间出现了“他者”，“他者”所带来的与“自我”的差异，让“自我”特征显现，从而产生了自我身份的确定与群体认同。

如此来看，“认同”自其产生便伴随着对立和排斥，而“他者”越多，认同便越发精确而强烈，而异已感、对立感便愈发强烈。那么问题便出现了，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一个习以为常的观点，即文明的沟通和了解将带来理解和接纳。如此看来，具有差异的文明越接触，二者之间的差异便越明确，对立便越明显，人们对自身文明便越认同，对异己文明便越对立越排斥。

在第九章“伊斯兰与西方”部分中作者阐述了加剧伊斯兰教与西方间冲突的因素，其中便包含着这个逻辑，如“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相比较之时，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”、“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，激发了他们各自新的认同感，并认识到他们有何不同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。”

如果我们赞同作者对“认同”所做的注解，赞同其定义中所内涵的逻辑的话，那么我们将面对这样的结论：具有根本差异、不相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解的，甚至是难以缓和的。

作者的论证为我揭开了“认同”与“文明交流”的另一面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马上接受这个观点，仍需保持质疑，并细细思考和讨论：文明之间的交流意味着什么？文明之间的隔阂是否真的无法消解？具有根本差异和不相容的文明又当如何定义（即程度问题）？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审视现存的文明？其特征？其相容性？是否存在超越价值、文明、意识形态等的绝对利益？

作者让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个部分在于其在“上帝的报复”中对现代化与宗教关系的论述。首先我赞同20世纪上半叶中，知识精英对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导致宗教衰亡的假定。所以作者对于现代化的反思和关注，对理性社会的警惕，对现代化为人们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的关注，让我振奋。正如作者所言“人们不能只靠理性活着。”我们需要弄清楚“我们是谁？”，即身份界定和认同构建。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，人们或者可以成为哲学家，不断追问追寻答案。很明显这是一条艰辛而人迹罕至的路。而宗教则不同，其提供了权威、可轻松获取的答案。不仅如此，其还为在城市化、现代化进程中被打散、被原子化的人们提供了社会群体。宗教解决了由现代化所带来的后遗症，是“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”。现代化使人民对情感的需要和认同的追寻成为必然，当然我们可能会经历物质至上、利益至上的“充实而忙碌”的阶段，但最终我们都会走向这个必然。

那么，如果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，如中国，又当如何呢（我不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是儒教）？政府试图用意识形态的加强来补充，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似乎只能满足当局的政治统治需要，而在满足人们的心理、感情和社会创伤上显得毫无助益。因而基于个人心理感受和对世界片面的认识的角度，我认为如今的意识形态宣传无法将分散的社会聚拢。

在此部分的最后，作者所指出的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精辟的，即“我们将是现代的，但我们不会是你们”。

我敬佩作者在此书中所展现出的敏锐的时代感知力，其让我充分认识到了文明冲突、民族主义和权力争夺这三者相结合将爆发的危险力量，伊斯兰文明的危险性，以及文明因素的重要意义。